谈到近年来学生人数的增长，人们自然会关注印度和中国这两个“亚洲巨人”。两国人口超过10亿，来自这两个国家的学生数量在全球国际学生中占绝对优势，并在西方大学后疫情时代的财务计划中占据主导地位。

然而，我们更应当密切关注夹在这些区域性超级大国之间的一群体量较小、人口密集的国家。

从原始数据来看，东盟（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，Asean）10个成员国的6.6亿人口与欧洲大陆相当。但二者人口结构非常不同——东盟公民的平均年龄是29岁，而西方国家约为40岁。

尽管已经有大约2000万名学生接受高等教育，但东盟的平均入学率仅为40%左右，而东亚部分地区的入学率为90%。这种提升的空间使东南亚成为高等教育的沃土。

东盟大学联盟（Asean University Network, AUN）执行主任乔提斯·迪拉希蒂（Choltis Dhirathiti）称该地区大量的年轻人“既是机遇也是问题；机遇是我们有很多人才可以选择，进入我们的大学。问题是我们能否为所有人提供这种质量的教育”。

尽管许多评论人士认为，疫情封锁期间在线教育的兴起可能使高等教育更普及，但也加剧了经济负担问题。

东盟声称拥有大约7000所高等教育机构，大学估计有4000多所。这其中有49所大学进入了2021年度的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。发达国家新加坡是唯一一个有两所大学进入前50名的国家。

迪拉希蒂表示，他的主要职业目标是“质量发展”——他坚持认为他正在推开一扇即将大敞的门。“有很多批评，特别是针对那些不是一流的大学。” 他说: “但是，从我自己的经验来看，我们地区的大学确实在努力提高他们的教学方法和研究能力。”

至于全球排名，迪拉希蒂说，对该地区的大多数机构来说，过于重视研究引用情况的评价方法是“有问题的”，因为这些机构更关注于支持当地人口发展。

他表示:“这是一个平衡大学发展与亚洲传统习俗的问题。亚洲的传统是让大学成为紧密联系的社区的一部分，并高度重视教学。”

香港科技大学的吉特尔-巴斯滕表示，东盟面临着一个“有趣的战略问题”，即是像中国那样专注于提升少数精英大学（这有时会损害知名度较低的学校），还是更全面地发展。

艾尔朗加大学（Universitas Airlangga）研究生院院长巴迪(Badhi)提到了中国的“双一流”项目，他表示，该项目将资金输送到了中国排名前5的大学，并激发了强大的研究和创新。

印尼前外交部长马蒂·纳塔莱加瓦(Marty Natalegawa) 称东盟是“一个以多样性为特征的地区”，这带来了障碍。例如，东盟成员国共有11种官方语言，其中大多数语言相互间难以理解。

这使得英语成为东盟的通用语，但它只在新加坡、菲律宾和马来西亚被广泛用于教学。因此，其他东盟的大学没有高度国际化。

尽管如此，东盟内部合作仍在试探性地向前迈进。除了实施区域质量控制框架外，该地区的决策者还在努力建立一个共同的评估框架——他们正把欧盟视作典范，学习如何将许多国家教育特色纳入一个体系。

东盟希望被定位为一个可以与所有国家进行教育合作的中立地区，无论是中国、欧盟、英国、澳大利亚、东亚还是印度。

东盟中的各个国家都希望扩大招生，拥有数量可观的外国学生来提升自身高校的国际化。

例如，马来西亚政府的目标是，到2025年在该国拥有25万名国际学生。

印尼也在寻求更大程度的国际化。印度尼西亚蒙纳士大学校长安德鲁·麦金泰尔（Andrew MacIntyre）表示:“为推动高等教育发展，印尼政府已向外国大学采取开放政策。”

菲律宾的高等院校在推动国际化方面是较为迅速的，首先是纯美式英语教学，课程设置与国际接轨，且教育结构日趋完善，对外国学生极其友好。

无论如何，东盟自身巨大的学生市场的需求显然必须得到满足——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其他方面。正如亚洲职业集团的尼科尔所说，未来几年，“东南亚将成为全球高等教育的增长引擎。任何其他地区都不能与之相比。”